如果要做中国版逆转裁判

近来中国舆论越来越关注案件裁判，每年都有不少案子体现巨大的溢出效应。能很多的大案要案，往往是在舆论和法律界关注的情况下，一审依然取得不公的裁决，一直抗辩到二审、重审、复核……最后结果也经常令法律界难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中国版逆转裁判，体现这些特殊国情，应能引发共鸣和关注。 徐昕在《无罪辩护》中说，“为了生命，为了自由，为了人权，为了正义，哪怕只为了喊一声‘反对’，也只能义无反顾推石上山。”这里说到只为喊一声反对而推石上山，不知道是不是对《逆转裁判》的回应。朱明勇的《无罪辩护》和他没写下的一些辩护生涯中，则出现了大量与逆转裁判中雷同的情节、经典的片段，素材可谓俯拾皆是。 而且中国法律实务中，非法证据极难排除的情况可以作为很好的情绪爆点。 655起样本案件中只有15起被告人的翻供得到了法官的采信，比例仅仅为2.3％。尽管在被告提出遭遇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程序时，被告的翻供主张才会受到法官的重视。然而，即使如此，如上文所述，仅有48起案件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比例为7.3％。其中，这48件开启的非法排除程序都是以辩护方申请开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主动发现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而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为0。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沦为了“原则采纳，例外排除”的“不排除规则”。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章国锡涉嫌受贿案是我国第一例在判决书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案件。尽管本案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最终只排除了部分证据。控方对取证合法性的证明只提供了三项证据，但拒绝提供全程审讯录像，拒绝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对被告人体表检查登记表记载的伤情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完全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此外，再以影响比较大的樊奇杭案件为例。该案中，被告律师已经提供录音录像、健康检查登记表等明显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且被告人在提供侦查人员涉嫌非法取证的证据后，法院仍然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更为重要的，最高人民法院最后竟对该案核准了死刑，随后立即执行死刑。该案正时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颁布不久，最高法自己成了规则破坏的“始作俑者”。 一方面，被告人翻供以后就不再认定为自首，特别是对能够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这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的当庭翻供行为，往往使法院对其有认罪态度不好的“前见”（尽管庭审中的一些警示性话语，比如“你要老实交代”、“你要如实回答，不要翻供”等已经不存在）。这将会影响到法院对其的量刑。比如王志刚故意杀人案，法官就认为“被告人归案后拒不如实供述，后虽作供述，其后又翻供，拒不认罪、悔罪，主观恶性较深”，再比如杨巨海非法持有、贩卖毒品案一案，裁判文书就写道：“被告人杨巨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一、二审中翻供，拒不认罪，且有贩卖毒品前科及吸毒劣迹，属于毒品再犯，依法应从重处罚……”也就是说，法院自身对待翻供问题存在矛盾：一方面，法院坚持事实认定，并不盲目斥责、排斥被告人的翻供，认为这是被告人行使刑事辩护权；另一方面法官却在量刑上做出改变。被告人翻供被看作是衡量被告人犯罪后态度的重要材料，这也成了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一种表现。 徐昕的完整段落如下： 大概从工作性质而论，刑辩律师很难将当事人的蒙冤和司法不公置之度外。对那些蒙冤的被告人而言，刑辩律师是他们的最后一线生机，要是刑辩律师都退缩了，都放弃了，自由和生命就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为自由和生命而辩，哪怕推石上山徒劳无功，哪怕搬起石头可能会砸着自己的脚，刑辩律师也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必须竭尽全力，为当事人的自由和正义奋力拼搏。为自由和生命而辩，既布满荆棘和坎坷，也充满光荣与梦想，正因如此，刑事辩护被视为律师业务皇冠上的明珠。 刑辩律师的命运，正如西西弗斯的命运，他们承受着公检法、政法委、纪委、监察委诸座大神推下的石头，而这巨石既与蒙冤者也与推石人的命运连在一起，巨石是否上山，成了推石人自己的事情。正如法国作家加缪所说，“西西弗斯告诉我们 ，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 。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 ，也不是沃土 。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 ，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 。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刑辩律师就是这样，与蒙冤的被告人共命运，痛并快乐着。为了生命，为了自由，为了人权，为了正义，哪怕只为了喊一声“反对”，也只能义无反顾推石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