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换 
采访开始时，黄仁勋没有谈人工智能，也没有谈英伟达。 他谈起了一块地毯。 1973年，一个九岁的台湾男孩从泰国来到美国。第一次走进亲戚家时，他低头看着脚下柔软的地毯，觉得有些不真实。“我感觉像穿着鞋在床上走路。”几十年后，这个孩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掌舵者之一。 但在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采访里，他记住的不是市值、芯片或者人工智能，而是那块地毯、早餐麦片、《极速赛车手》动画片、糖果和麦当劳。这或许是整场专访最有意思的部分。 当人们回头讲述成功故事时，总喜欢寻找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某个天才想法、某次重大选择、某个改变世界的发明。但真实的人生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它首先是一种感受。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陌生世界时产生的感受，一个家庭离开熟悉环境时产生的感受，一个社会让外来者觉得未来仍然存在时产生的感受。 黄仁勋的人生当然具有传奇色彩，但如果仅仅把这场访谈理解为又一个“逆袭故事”，反而会错过它最值得思考的部分。因为整场访谈里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实不是成功，而是机会。准确地说，是机会如何形成。 黄仁勋出生于台湾，五岁时随父母搬到泰国。1973年泰国发生政变，父母决定把兄弟二人送往美国。哥哥十岁，他九岁。两个从未到过美国的亚洲孩子，独自穿越半个地球，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最终抵达肯塔基州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小镇。 今天回头看，这段经历天然带着励志叙事的色彩。但专访里的黄仁勋没有刻意渲染艰难。他承认自己遭遇过偏见，也承认当地人从未见过华人孩子。但他谈得更多的是游泳队、足球队、乡村生活，以及第一次吃麦当劳时的兴奋。移民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往往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之后出现的可能性。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提出一个概念：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只是能力与努力，还有社会究竟提供了多少可以进入的新通道。有些社会的问题并非缺少天赋，而是通道越来越少。一个孩子出生时能看见的人生剧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未来能够想象什么。 黄仁勋后来进入俄勒冈州立大学，并非因为某种宏大规划。朋友去了那里，他也去了那里。后来进入AMD，也只是因为招聘会刚好来到学校。再后来进入斯坦福，则因为公司愿意支付学费。如果把这些经历拆开看，每一步都显得偶然。但正是这些偶然连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条道路。 很多人喜欢把成功归因于远见。然而人生的大部分转折其实发生在远见出现之前。首先要有路，然后才谈得上选择哪条路。专访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在这里：黄仁勋不断强调自己的努力与判断，却也不断提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机缘。这些东西很少出现在励志书里，却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上升轨迹。 专访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英伟达如何诞生。今天的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人工智能时代早已注定到来，而英伟达只是提前站对了位置。事实并非如此。黄仁勋反复提到一个词：“没有人相信。”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图形处理器只是一个边缘市场。投资人看不懂，产业界不在意，开发者兴趣有限。他们相信未来会需要一种不同于CPU的计算架构，但谁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后来是电子游戏，再后来是科学计算，再后来是深度学习，最后才是今天的人工智能。 从结果回头看，这是一条清晰路径。站在当时看，却更像在浓雾里摸索。这也是整场访谈最值得深思的部分。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后来人的剧本展开。绝大多数重要变化出现时，都不像未来。它们看起来更像错误、偏执和不切实际。今天人们讨论人工智能时，很容易把一切写成必然发生的故事。但真正经历过技术变迁的人知道，历史充满偶然。许多后来被证明正确的判断，在当时都显得荒唐。 因此，这场专访专注讨论的，并非创业本身。它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黄仁勋在访谈里反复提到两个词： 风险与自由。 在今天的公共讨论里，人们习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权利。但在创业者、科学家和移民的经验里，自由还有另一层含义。它意味着允许失败，意味着一次错误不会彻底毁掉一个人的未来，意味着规则大体稳定，意味着市场不会突然关闭，意味着即便判断失误，人生仍然存在下一轮尝试。 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把移民精神与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两者都建立在同一种心理结构上：相信未来仍然开放，相信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好，相信冒险具有意义。这种信念未必总能带来成功，但失去这种信念，一个社会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当人们开始把安全感放在创造力之前，把规避风险放在探索未知之前，机会结构本身也会慢慢收缩。【完整文章，在我的公号“羊说”（xy88chicago）中阅读同名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