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剃史》——《哀鸿：城破十日记》历史硬伤：被“审美”遮蔽的真相我对《饿殍：明末千里行》（以下简称《饿殍》）的接触，最初是以崩坏三舰长的身份，因Cv有hanser而初展兴趣，也是我初次玩这种文字冒险游戏。忘了当时情况如何，只记得确实非常感触，过完了剧情，便有了去洛阳的冲动——我承认自己迷上了那段故事。可能正因为热爱，故而，我便欲以"穗友"这一身份，表达一下我对续作《哀鸿城破十日记》（以下简称《哀鸿》）及制作者的不满与失望。(由于我个人不擅于析评音乐与美术，故只谈一些剧情中的主要纰漏——令我十分失望的地方)作为现象级作品，前作《饿殍》有国产gal之光的称誉，则工作室自当有应有的担当，自觉承担历史叙事的责任。而讽刺的是：《哀鸿》以《扬州十日记》为蓝本，却对关键史实进行系统性“过滤”——我便提出这个问题：这种过滤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的“美学修正”？其一，消失的缙绅：谁从扬州“蒸发”了？据历史事实，明末江南，缙绅地主是社会的绝对主导阶层（苏松地区占田高达75%），他们是抗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清廷“奏销案”等政治打击的核心对象。而游戏问题在于，以《扬州十日记》为蓝本，却彻底抹去缙绅地主的角色。扬州城的社会矛盾、阶级冲突、抗清组织力量——全部“蒸发”。史载刘肇基率部巷战，见《明史》及相关南明史料；史载扬州知府任民育全家投井，见相关扬州地方志记载、《南天痕》；史载同知曲从直“与其子分守东门，父子皆死”，见《南天痕》。在历史记载中，城破之时，有官员衣冠整齐地自杀殉国，有士绅组织家丁巷战至死。而在《哀鸿》中，这些人全部“蒸发”了——扬州城只剩下了“平民”和“侵略者”，仿佛这场灾难没有阶级，没有责任人——像是一场无差别的天灾。即便《扬州十日记》原文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缙绅”，当然，作者王秀楚(王生)虽身份不详，但从其行文、交游圈与叙事视角来看，极大概率属于底层士人阶层，绝非普通底层百姓。更重要的是——即使原文不提缙绅，也不等于缙绅在历史中不存在，更不能成为游戏删除他们的理由。实际上，《扬州十日记》作为市民视角的目击记录，其叙事盲区恰恰是“上层社会的抵抗与崩溃”。这不是王秀楚的错，而是文体与视角的局限。但游戏作为创作者主动选择的全景叙事，若仅复刻市民视角的盲区，却不补全历史学早已澄清的社会结构，那就不是“忠实于史料”，而是“怠于追问”。明清易代之际，江南的缙绅地主占田高达75%，他们是抗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清廷“奏销案”等政治打击的核心对象。扬州这样的城市，城破之前，必然有缙绅组织抵抗——这是历史常识。游戏作为历史题材作品，不是直接翻拍史料。如果一个作品以历史为背景，却把历史中存在的主体阶层彻底删掉，那就是对历史的裁剪，而不是“忠实于历史”。历史题材的改编，不是日记的复读，而是对历史的再创作，因此有责任呈现更全面的社会结构。王秀楚作为普通市民，目光所及只有尸山血海，看不到总兵府内的博弈，这是视角局限；而游戏作为全景式叙事，随主角四处游走，如果抽掉了决定城池命运的社会结构，那就是认知降级。实质如何？这是选择性隐瞒——把“人祸”（缙绅与清廷的博弈、内部矛盾）淡化为“天灾”。后果便是——抽空了明末社会最核心的矛盾结构，消解了历史的复杂性与批判力。呈现了一种被抽空社会结构的历史图景。当一个作品以“历史题材”自居，却系统性删减社会结构时，它就不再是“一种视角”，而是在生产一种单薄的、可被误认为史实的简化图景。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大量玩家（包括海外玩家）对一段历史的唯一接触，往往就是这类作品。而历史的另一面是，缙绅亦并非英雄，但这不是删除他们的理由。有必要说明：我并非在为缙绅地主“翻案”或“洗白”。历史的事实是——明末的缙绅地主，本身就是明朝灭亡的推手之一。他们利用优免特权隐匿土地、逃避赋税，国家财政因此枯竭，朝廷被迫加征“三饷”，最终酿成民变四起的局面。清初官员魏管曾直言：“致寇之由，实在此辈”。换句话说：大明是被这些“自己人”蛀空的。入清之后，他们的表现同样复杂。一部分人抗清殉国，另一部分人则迅速剃发投降，希望在新朝延续特权。清廷起初有意识地笼络他们，吸收他们进入新政权，承认其部分特权与财产，待政权稳固后，又以“奏销案”等政治手段大规模清算，将其连根拔起。而我并非要歌颂他们。我要说的是：游戏删除缙绅，不是因为他们“不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不好处理”。他们的存在会带来一系列追问——谁是加害者？谁是责任人？明朝的崩溃，真的只是“清军来了”这么简单吗？一个“不好处理”的历史群体，就如此从叙事中被彻底抹去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历史的复杂性不是“Bug（错误）”，而是“Feature（特性）”。 删掉它，比直面它容易得多。但这也正是《哀鸿》与严肃历史题材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其二，是被美化的“征服签名”，《哀鸿》中金钱鼠尾都被换成阴阳头和猪尾辫。历史事实是：清初强制推行“金钱鼠尾”——四周剃光，仅留铜钱大一缕，辫须能穿过方孔——《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七记载：“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留头不留发”不是修辞，是执行逻辑——这是征服的身体标记、主权的暴力符号。而游戏问题呢？清代两百多年间，绝大多数时间（或者说清初严格期）是金钱鼠尾，当时规定极为严苛，顺治四年（1647年）曾有居民丁泉因发型“不合标准”被处斩，可见“剃发不如式者亦斩”。到乾隆年间，清朝中期，改良为头顶留巴掌大，辫子粗一些便是“猪尾辫”，而游戏中使用的便是“猪尾辫”和清末才出现的“阴阳头”（前剃后辫，可被审美接受）。不是要游戏刻意展示血腥，而是当你选择回避“铜钱一缕、穿过方孔”的身体暴力，你就在替历史做选择——而这回避了真实发型的残酷性，会让观众产生“只是一种古代发型”的错觉。这不是细节失真，而是“换签”：金钱鼠尾是“你不许长成自己的样子，这是我强加给你的身体标记，你是被征服者”。而用阴阳头（或猪尾辫）多成了“只是一种古代发型啦，还挺帅的”的虚假认知。就像这些年的清宫剧一样，将酷刑重新编码为审美，弱化战争暴力、修饰野蛮征服。这是对暴力侵略性的文学弱化，对残酷的回避。敢问制作者何思何想？我不必、也无法断言这是蓄意为之。但我要说：无论动机如何，其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征服史的审美化改造。而作为创作者，对“结果”的责任，并不比“动机”更轻。而这两条线索的交汇处，便指向一种系统性的历史美学修正。这两处“过滤”，一个抽空了社会的骨骼，一个软化了征服的烙印。他们共同逻辑是将征服史中“丑”的、令人不适的、揭示权力本质的元素，替换为可被消费的“美”。缙绅的消失，是历史矛盾的抽空，于是悲剧变成“纯苦难”，无需追问责任人。缙绅的消失，让扬州城的悲剧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祸”变成了“无差别的天灾”。而“天灾”不需要责任人，不需要反思，只需要同情。这正是“美学修正”最隐蔽的副作用。而发型的置换，更是暴力符号的软化，征服者形象被“审美化”，抵抗的痛苦被如数隐去。结果便是，观众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一张被精心修过的“美颜照”。这并非细节失真，亦非无心之失——这是叙事立场的必然选择。而我为何失望？首先还是制作者，也就是官方不少言论着实令我十分不快。敢问何谓“真正玩游戏的玩家”？我想，正是因为我对前作的热爱，对这个故事才会希望它趋于完美——而那句话本身就在拒绝批评。这样的失语不仅体现在大历史层面。具体到人物塑造，文笔的乏力同样令人如鲠在喉——哪怕不谈林翩翩——单凭史实层面的系统性过滤，官方就已经欠一个正面回应——史实纰漏是认知的失责，而人物弧光的断裂，则是技艺的生疏。因为这不是“小细节”，续作核心失去了前作的逻辑连贯，核心为了服务叙事。牺牲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哀鸿》里的扬州，像一座被精心打扫过的废墟。瓦砾还在，血迹还在，但废墟里属于“人”的社会关系——谁压迫谁、谁反抗谁、谁用剃刀在头皮上刻下征服的咒语——全部被替换成了古琴与桃花。细节失真可以原谅，但系统性“换签”是叙事立场的选择。当一款自诩“历史题材”的游戏，在最核心的社会结构、最直观的身体符号上双双失语——它不是在还原历史，而是在生产一种无害的、可被市场消化的“古风幻觉”——这是对历史的失责。没有人要求游戏等于史料。但当一个作品主动选择“明清易代”“扬州十日”这种被反复论证、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创伤，并自置于“历史题材”的序列中时，它就自动放弃了“我只是编个故事”的免责声明。这并非要求游戏去拍纪录片。但如果你真想写扬州，就绕不开：任民育投井、刘肇基巷战、缙绅或降或死、剃刀下的铜钱辫。你可以不血腥，但你不能让他们不存在。真正的历史责任，不是复刻一件袍子的纹样，而是不回避那缕头发、那些人、那场权力。我曾以一个崩三舰长的身份，因为一个声音走进这个故事；我曾以一个玩家的身份，因为一段剧情向往一座古城。而现在，我以一个“穗友”的身份写下这些——浮躁而情绪化的网络？行，以上便是我给你——给@零创游戏-嵇零的“一股清流”。则问，不知阅后创作者意下如何？以上。愿创作者自问：您做的，是历史，还是美颜？历史不是素材库，可供人裁剪成顺眼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