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很多社会痛苦，被包装成个人创伤；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学会讲述自己的受伤，却越来越难谈论工资、劳动、剥削和阶级；为什么一个时代越强调“被看见”，人与人之间反而越难形成真正的团结。本期向老师总结凯瑟琳·刘的新书《美德囤积者：反对专业管理阶层》，窥视进步自由派内部的一种有毒文化。 凯瑟琳·刘是一位美籍华人文化理论家，现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电影与媒体研究系教授。她长期研究阶级、专业管理阶层、自由派精英与当代政治文化。这场专访围绕她的新书《美德囤积者：反对专业管理阶层》展开，主题是“创伤”。但她讨论的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创伤治疗，也并非否认人的痛苦。她真正想追问的是：当创伤变成一种公共语言、一种政治资格、一种文化产业的内容产品，它会遮蔽什么？它又会服务谁？ 专访里，刘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判断。 第一，创伤话语在当代自由派文化中被过度使用。她认为，过去几十年里，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创伤”这个词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出现频率迅速上升。到2000年以后，它几乎呈指数级增长。痛苦当然真实存在，但当所有苦难都被翻译成创伤，社会就会逐渐失去另一套语言：贫穷、工资、阶级、剥削、劳动尊严、教育不平等。这些词过于直白、不够柔软，也不够适合社交媒体传播，却更接近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底部。 第二，她批评一种“痛苦的精英化”。在她看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专业人士，喜欢把创伤说成跨阶级的普遍经验。这样一来，富人的家庭创伤、名人的焦虑、精英的自我披露，似乎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困境被放进同一个道德框架里。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受过伤，但不同人的受伤成本完全不同。有人讲述创伤之后，可以获得品牌、流量、出版合同、政治亲和力；有人受伤之后，只能继续上班、还债、照顾家人，连体面休息的机会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