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一个智慧生命无论多么强大都只是个体，他们相互聚集形成家、国乃至社会，但只有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开拓，才是一个文明。 火的运用（燧人氏）

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这便是燧人氏。——《白虎通・号》 岑缨在游戏里说过，人除了天地之外，还敬畏着先祖。这或许就是为何她的版画在开始都是描述祖先的成就吧。 西方有普罗米修斯，中国则有燧人氏。文献记载中说：有圣人游至燧明国，见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由此感悟，便用小枝钻木取火。这便是燧人氏的传说。而在真正的历史中，华夏大地早在十数万年前就有使用火的痕迹。早期文献中不仅记录了钻木取火，像凿冰利用太阳取火、用透镜取火等描述也不在少数。 在版画的第一张图中，人们穿着皮毛、居住在洞穴里，洞外有野兽环伺，然而火种已经燃起。正所谓火的应用是文明的开端，这大概就是第一幅图以此为主题的原因吧。 冶炼（伏羲氏）

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史记・黄帝本纪》 在《古剑奇谭》中，这幅版画描绘的无疑是蚩尤之弟襄垣铸剑的场景，相关剧情大家已十分熟悉，在此便不多做赘述。 而在现实历史中，长剑的出现可追溯至商末周初，到了晚周时期，公冶子、干将等铸剑大师的事迹则多有记载。在古代，剑不仅是古人用于与野兽及其他部落战斗的兵器，同时因其象征着人道方正，也常被用作礼仪或祭祀器具。 耕种（神农氏）

神农氏兴起后，砍削树木制成耜，揉弯木材做成耒，凭借耒耜的便利，来教导天下人耕作。——《周易・系辞下》 如果说火的发明是文明的开端，那么农耕的发明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性转变，也是走向繁荣的起点。因为这是人类首次从单纯摄取自然食物转变为主动生产，从消耗自然资源转变为实现资源增殖。 有一个细节是，版画中种植的是小麦，因为小麦是夏商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而非后世的水稻。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告麦”“食麦”等相关记载。 养蚕（嫘祖）

西陵氏的女儿嫘祖，是黄帝的元妃。她治理丝茧来制作衣服，后世将她尊为“先蚕”。——《资治通鉴外纪》 相传蚕丝是由嫘祖发现并加以应用的，其实际情况已无从考证。但在五千年前的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华夏民族养蚕制衣的遗迹。 衣服的发明，不仅是为了保暖以及取代易损坏、不方便的树叶和兽皮，更开启了人类道德的发展。无论是体现对美的追求，还是满足表达伦理秩序的需求，衣服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正是文明从低效迈向高效所必需的条件。 制陶（女娲氏）

舜开始制作陶器，夏朝的大臣昆吾对其进行了改进。——《世本・作篇》华夏的陶器制作起源于东夷，在舜帝时期兴盛起来。古史都记载当时的陶器都很粗劣，是五帝之一的舜帝改进了制陶技术，使陶器变得坚硬实用，因此古文中有“舜始陶”的说法。 恩格斯在研究中曾指出，所有文明的陶器大致是在可燃物上涂抹泥土以防火，后来发现仅用泥土效果更好，于是便有了陶器。陶器向来是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它是人类首个制作简单且应用广泛的人造物品，极大地加速了文明的发展进程。 文字（仓颉）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 仓颉是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他整理了先民的文字，并自创了大量新字。《淮南子》中描述他创造文字之后，天空降下谷雨，鬼神在夜间哭泣，其场面之惊天动地莫过于此。后人注释道：“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有人说过，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摆脱野蛮、踏入文明，这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对于古人来说，最好的载体莫过于文字。 历法（黄帝）

（尧）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遵循上天的规律，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并谨慎地将农时传授给民众。——《尚书・尧典》我们现在使用的天文历法起源于黄帝，因此被称为黄历，而古人更多地称之为尧历，这是因为五帝之一的尧帝耗费了大量精力对历法进行了完善和修订。他派遣臣子到四方各地测量记录白昼的长度，亲自校对并修正历法，随后又命令臣子将历法传授给百姓。《尚书》和《史记》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些事迹，尧历一直沿用到汉朝才得到改进。 历法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从“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句话中便可见一斑。 版画中的图片展示的是陶寺遗址中的陶寺古观象台，它比英国巨石阵还要早500多年，其构造完全印证了《尧典》中的记载。 占卜（夏）

伏羲为人极其纯朴宽厚，创作了《易经》中的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 所谓占卜，并非迷信。西方有哲人曾言，若人类没有预测未来的想法，便会永远处于无边的黑暗之中。占卜不过是人们渴望预测未来这一愿望的体现。 综观《周易》，它虽是一部用于卜筮的典籍，但其体系严谨客观，一直被后世学者视为对自然哲学进行探索的代表之作。可以说，没有占卜的出现，或许就不会有哲学的诞生。归根结底，这都是古人对知识的总结。 版画中的图形是“卜”字。《礼记》中记载：“龟为卜，蓍为筮”，意思是用灵龟的甲壳烧灼，根据烧出的裂纹来判断吉凶。《史记・龟策列传》中也记载了许多相关事例。 祭祀（商代）：圆鼎用于祭天，方鼎用于祭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史记・礼书》 占卜之后便是祭祀，祭祀在华夏由来已久。《左传》中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郭沫若曾写道：“礼源于祀，而仁源于礼。”可以说，华夏延续数千年的礼仪文化，其开端便是祭祀。 与许多其他地区的祭祀不同，华夏的祭祀更多是表达尊敬，而非像古玛雅或埃及那样表达屈服和讨好，这一点难能可贵。 版画依据青铜器的形状和祭品的规格，更像是“父祭”，即祭祀亡父，以表达追思并寻求指引。这也是极具华夏特色的祭祀行为。 礼乐（周）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沉浸在其中，连吃肉都感觉不到肉的滋味，他说：“真没想到音乐的魅力竟然能达到这种地步。”——《论语・述而》 版画中的编钟，让我想起了孔子的这个典故。《论语》记载，孔子听了《韶》这组音乐后，三个月都在回味，以至于吃肉都尝不出味道。要知道，古时候吃肉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即便如此，他依然如此沉浸，可见音乐的魅力之大。 华夏古代对音乐非常重视，将其列为君子六艺之一，人们都认为音乐对教化和国家事务都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音乐的起源，传说中大致源自伏羲。正所谓：“伏羲丝桑为瑟，灼土为埙，礼乐于是兴也。” 造纸术（汉）

丝绸昂贵而竹简沉重，都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于是动心思，利用树皮、麻头以及破旧的布料、渔网来造纸。——《后汉书・蔡伦传》 大禹通过占卜娶涂山氏为妻，生下启，可以说夏朝始于占卜。商朝人信奉鬼神，因此重视祭祀。到了周朝，礼乐制度兴起。可以说版画也是随着时间从古至今发展，到了汉朝，便有了造纸术。 华夏的纸很早就有了，因为古时的纸是缫丝的副产品，但这种纸很难书写和保存，大多用于包装。直到汉朝有用缣来书写的，缣是精贵的丝织品，不过成本太高。直到蔡伦用树皮、破布重新造出便于书写的纸张，之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 如果说文字的发明是文明的第一场爆发式加速，那么简便易用的纸的发明就是第二场。古时秦始皇一天阅览奏章就要拉一整车，可见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保存都极为不易。顺带一提，正是因为纸的发明，汉字才从便于在竹简上刻制、多曲线的篆书，演变成了如今使用的楷书。 地动仪（汉）

张衡性情精细入微，身怀精巧技艺，曾制造地动仪，该仪器用精纯的铜铸造而成。——《续汉书・五行志》 时间来到东汉末年，地动仪是众人皆知的发明，在科学史上无疑具有伟大意义。然而，它的结局却并不理想。东汉末年本就内忧外患，天灾等灾祸又迫使皇帝罢免官员，甚至下“罪己诏”，这些情况都可能迁怒到张衡。后来随着董卓之乱，地动仪失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能说，地动仪是一项过于超前于社会需求的发明，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伟大与先见之明。甚至现代地震仪，都是当时英国学者通过文献中仅存的146字描述获得灵感后才发明出来的。 雕版印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雕版印刷书籍，唐朝人还没有盛行。五代时期才开始印刷《五经》，此后的典籍便都是雕版印刷本了。——《梦溪笔谈・技艺》 跳过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根据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考证，雕版印刷大约在七世纪下半叶，也就是李世民至武则天在位期间出现并流行，到五代时期开始普及。目前保存的最古老的雕版印刷文物是咸通九年（868年）的一卷《金刚经》。 雕版印刷的发明，实际上体现出文化对自身传播速度和精度的要求日益提高，这正契合了当年大唐盛世万国来朝的景象。 赵州桥（隋朝）

“赵州蛟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安济桥铭》 图中便是众所周知的赵州桥，由隋朝名匠李春历时九年设计建造。其工艺和技术水平在当时堪称奇迹，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采用同类工艺的桥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内战之后，华夏文明终于在隋朝重新开始加速发展。 不过，关于赵州桥建成1400年来历经地震洪水却岿然不动的说法，多是夸张的宣传。实际上，赵州桥每隔两三百年就几乎需要重建一次，现代以前最晚的一次重建是在明末时期。到了20世纪，赵州桥主体已残破不堪。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一再提议，若再不进行修葺，桥梁将面临整体崩毁的危险。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终于决定对赵州桥展开整体修葺。然而，由于当时处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缺乏在保护原结构和整体面貌的前提下进行修复的资金。因此，修复工程换用了旧桥90%的石料，并且放弃了赵州桥原有的干摆砌筑工艺，转而采用现代工艺。尽管桥梁被修得焕然一新，但古文物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也随之消失殆尽。难怪梁思成最终会撰文表示对赵州桥的修复感到深深的遗憾，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已是极为大胆的言论了。 曲辕犁（唐代）

《耒耜经》中提到的曲辕犁，最早出现于唐朝，陆龟蒙曾撰写《耒耜经》专门描述这种新农具。它是古代长犁的改进版本，因设计精巧而被后世广泛赞誉。曲辕犁的出现也预示着文明发展对解放人力的需求日益增长。 活字印刷术（宋代）

庆历年间，有个平民叫毕昇，又发明了活字版。——《梦溪笔谈・技艺》到了北宋时期，便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关于毕昇这个人，除了沈括的《梦溪笔谈》之外再无其他记载，实在是件遗憾的事。但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却成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 活字印刷术的出现，除了能让人赞叹古人的智慧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不介意民间大量流传书籍知识，并且意识到普及教育从长远来看是能获得益处的，这也代表着社会形态开始转变的萌芽。要是在魏晋时期出现活字印刷这种东西，恐怕等待毕昇的反而会是杀身之祸吧。 罗盘（宋代）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论衡・是应篇》 指南针是华夏四大发明之一。根据历史记载，指南针最晚在汉末或晋朝出现，并在宋朝由华夏首先应用于航海。不过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首先，关于很多教科书上提及的“司南”，学术界普遍并不认可。这是因为其来源——《论衡》中的这句话描述存在较大歧义，且所谓的“司南模型”是上世纪学者仅依据这一句话联想构建的。实际上，勺形指针重量较大，很难用天然磁石实现克服摩擦力而指向的功能。历史上真实的指南针，其指针大致还是以针的形态为主。 因此同理，版画中出现的乌龟形状指针，也不会是指南针。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版画中的乌龟指针，实际上造型更像是“指南车”而非“指南针”。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原理截然不同。指南车是利用巧妙的机械结构，使得车子无论如何转向，指针的方位永远保持不变，神话中黄帝与蚩尤作战时使用的指南车便是此物。当然，不可否认无论是指南车还是指南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火药（宋）

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宋史・兵志》 早在唐朝中期，火药便被发明，不过大抵用作炼丹或节庆之物。但是到了宋朝，火药已经被大范围应用到军事中，宋朝的军器监中有专门作坊分制火药和热武器。而到开庆元年（1259年），世界上第一个射击型火器——突火枪被发明了出来，也就是版画中最下侧的那个竹筒状的东西。火药和突火枪的发明为将来热兵器彻底改变战争格局、导致社会大规模变革奠定了基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火器还是突火枪，因其射击精度问题，对抗冷兵器并没有显著优势。真正让热兵器彻底改变战争格局的，实际上是“膛线”的发明，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黄道婆改进纺车（元）

国初时，有一位名叫黄道婆的老妇人，从崖州来到此地，她教人们制作和使用捍、弹、纺、织等工具。——《南村辍耕录》 黄道婆也是历史书上常出现的人物。实际上，据王祯《农书》记载，她改进的纺车提高了纺织效率约四五倍，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也表明社会对于进一步解放人力的需求更为迫切。可惜的是，华夏因其社会形态在早年曾远远领先世界，但也正因这种惯性，到了元明时期已渐渐难以适应更高的生产力发展需求，改进后的纺车在当时恐怕成了难登大雅之堂的产物。 玉米于明代传入中国。

“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叶苗俱似蜀黍而肥短。”——《本草纲目》 玉米大约于1530年前后传入中国，在《本草纲目》成书时尚属稀罕之物，但到了明末，已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玉米凭借其特性，对华夏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不同文明的火花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碰撞产生的。 吹鼻种痘（明代）

种痘法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的宁国府太平县，具体发明者的姓氏已无从考证，其方法得自丹徒一位奇人之家，此后种痘法便在天下流传开来。——《痘科金镜赋集解》 在古代中国，吹鼻疗法很早就已出现，具体做法是将药物碾成粉末后吹入鼻中，这是因为鼻粘膜更有利于吸收药性。至迟在明朝，人们开始运用吹鼻法进行种痘以防治天花，这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种痘的先河，这一创举的意义甚至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中医作为一门经验学科，与理论学科相比固然存在不够严谨的缺点，但正是由于它注重临床实践，尤其在古代，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在今天，只要理论医学尚未完全弄清楚人体和药理的所有奥秘，经验学科就依然具有积极作用。 明长城（明代）

亲自出巡边境，从山海关一直抵达开原，加高城墙，深挖壕沟，每隔五里修建一座堡垒，每隔十里设置一处屯所，烽火台与瞭望哨像珍珠串联、美玉相连般连贯分布。——《皇明从信条》 长城的建造自周朝燕国以来，历朝历代都反复进行修葺或新建，明朝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大致完成了如今留存城墙的大部分结构。 众所周知，华夏是文化中心的文明，这种形态的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时很容易陷入劣势，原因是华夏文明难以将文化优势快速转化为军事优势，因为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需要很长时间，例如二战中美国花费了一年多，苏联甚至到战争结束时都没有彻底进入战争状态。同时华夏文明也很难长时间将国家运转维持在战争状态，这就导致了明明文化压制力绝大，但军事上对抗游牧民族却处处受制的问题，建造长城正是为此而不得不实行的策略。 宝船(明)

他所乘坐的宝船，体型气势巍峨壮观，大到没有什么能与之匹敌。船上的蓬帆和摇橹，非得二三百人才能驱动。——《西洋番国志》 郑和下西洋，大概是华夏历史上落日的余晖，或许也是近代以前我们最后一次站在世界的巅峰。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船只长度可达150米，即便几十年后的哥伦布船队，其最长的船也才43米。可以说，当时明朝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 作为岑缨版画的最后一张，或许正蕴含着这层意义。同时，岑缨自己也随舰队出行，周游世界，令人心生感慨。 用广成子的那句话来作结吧： 红尘三千年，我已看过，甚是感佩，甚是欣慰。